無薪假、裁員頻傳,多數民眾惶惶不安,希望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但在這波經濟不景氣衝擊下,卻有3位年輕人依舊「安貧樂道」,坦然接受經濟上的不安穩,以音樂及其他專長,繼續奮力與這世界「疑問與對話」。


藉音樂與他人對話

就讀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黃瑋傑、正準備出發到中美洲旅行的莊慕華,以及一邊在環保團體志願服務並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呂翊齊,分別在年少時因著對世界與人類社會的疑問而疑惑、反叛,卻都藉著音樂自我抒發、與他人對話。


在多年之後,呂翊齊在新竹新埔鎮反華映、友達兩家科技大廠污染霄裡溪事件中,與黃瑋傑結識,並在同年7月反蘇花高興建團體舉辦的培力營中認識了莊慕華:「這世界很小,為著共同理想努力的人,總會相聚。」她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使用吉他創作與各種社會議題相關的樂曲,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感動了許多原本不關心社會弱勢議題的人,甚至成為社運的力量。


呂翊齊曾因參與石門水庫治水案,有感於河川被工程化而寫下《我是一條沒有生命的河流》;參與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寫下《堤岸頂仔的查埔人》,向主擋開發十多年的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嘉陽致敬。而他的創作,也被公視賞識而用於《我們的島》。


黃瑋傑則為霄裡溪污染案寫下《命水》,描述土地與水被工業污染的困境;他也為卲族傳統領域被剝奪寫下《官兵抓強盜》、為樂生保留運動寫下《在昨天、在今天》;而莊慕華也曾為6年來努力支持樂生保留各界人士寫下《Silly Boy》,並在去年的野草莓運動中寫下《野莓之聲》而廣為人知。



媒體誤解社會運動


當時,主流媒體紛紛欲競相採訪莊慕華,但她一一婉拒。「它們全部誤會我寫那首歌的原因了!」她用著甜美的聲音,尖銳指出社會、媒體對社會運動的誤解,以至於改革如此艱困,而她們必須寫歌。


然而,回顧她們三位青年的成長背景,她們也曾是汲汲營營、遵循目前社會既定規範的一般人,或是對社會冷漠的沉默者。她們能蛻變,並非偶然,而是不放棄疑問,並勇於做出選擇所致。


黃瑋傑出身美濃,今年25歲。因體能見長,一路順遂升學,進入師大體育系讀書。「原先打算畢業後就當體育老師。」黃瑋傑說著家人對他的期待:「但我心裡一直有些不安,因為我喜歡的其實是電影。」雖沒有轉系,但黃瑋傑偷偷去學著拍片,因為清楚知道,「自己在現在的位置是不對的」。不過他一直保持低調,等到考上南藝大,有個「可接受的身分」,才向家人報告。


仔細追溯,黃瑋傑感到「不對勁」,是因聽到客家歌手陳永淘的歌謠。某天在繁華的台北城中,黃瑋傑聽到陳永淘唱歌:「記得第一個反應就是『靠!我的母語能變成音樂、還承載不同於情歌的一切!』」在一片流行音樂市場中,這反差對黃瑋傑造成極大衝擊,使他自覺已漸漸遠離家鄉、土地。「可以說,阿淘哥的歌召喚了我!」


登山見識人類自私

呂翊齊則出生於傳統保守的大家族,親戚一概為商科背景,「努力賺錢」是重要守則。在大學前,呂翊齊從未懷疑過這條路的正確性,但大一加入登山社後,卻因見識到人類的自私而開啟疑竇。


呂翊齊是個好好先生:「但和山社夥伴從中央山脈南二段縱走10天時,是我頭一次感受何謂『憤怒』。」當時是縱走的最後一天,他和夥伴停留在嘉明湖的山屋,離去前,他們收拾山屋中的垃圾,卻發現附近土中冒出一角黑色的塑膠袋。


當時呂翊齊動手挖掘,挖出後發現垃圾袋裡「什麼都有」。登山垃圾重達20公斤,讓他和夥伴傻眼不已。他和其他5位夥伴決定將垃圾揹下山,看著遠方延的稜線、夕陽與雲海,不禁想:「埋這包垃圾的人到底在想什麼!」但他的憤怒與失望找不到解答。


死讀書找不到出口


呂翊齊當時就讀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他直指,學校老師根本只知道教他們如何找到好工作、怎麼賺錢、如何成功創業、做好管理者,「但卻不教我們如何解決面對疑問的方法,或這世界發生哪些我們不知道的事,只教我們承襲這世界一切已發生的事情與規則」。沒有出口,所以反叛。呂翊齊差點被二一:「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我可以做什麼?」


不同於呂翊齊,莊慕華則很早就洞察人世無奈。她從小和其他孩子不同,加上喜好閱讀、母親從8歲便帶她到各地旅行:「讓我覺得世界上無奈的事太多,那些悲哀不是我撐得起來或能改變的」。


莊慕華帶點無奈地說:「我從沒想過這個世界有『老師』,直到我發現現『別人有老師』。」她的成長背景也缺乏人文學科的朋友或親戚,家人不是學音樂就是理工,全由公教人員組成,只會講專有名詞,卻對社會沒熱忱,於是她討厭知識分子,選擇成為「孤離的都市人」。然而,這依然無法弭平她的不安。


黃瑋傑坦承,一直到研究所前,學校教育鮮少有「左派思潮」,不懂批判、獨立思考,幾乎已成高等教育的通病。不過系上一堂《政治經濟學》讓他了解左派思潮,並在同系學長平烈浩的邀請下關注樂生保留運動,這些實際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促使他進一步自我辯證,並懂得以另種角度觀看家鄉。在此同時,他也拿起了吉他。


寫歌控訴家鄉變樣

黃瑋傑曾為家鄉美濃寫下《田坵立著大洋房》。他說,美濃過去整片的好山好水他還記憶猶新,但如今觀光和商業進駐,純樸農莊變樣,一棟接一棟別墅從田地竄升而起,但卻是大財團、大公司的人來買田建屋。「田裡一層樓高農舍的規定為什麼會變超級別墅?其中國家機器的利益勾結,讓我決定用歌來當武器」。


呂翊齊的抉擇,則比黃瑋傑來得晚。雖然他知道「不對勁」後,參加靜宜生態系的楠溪工作隊,認識更多人與環保團體,並加入荒野保護協會帶小朋友進行環境教育;但面臨長子與家中經濟壓力,「若為了『自己』,而無法一畢業就拿錢回家孝順父母,似乎太任性」,所以畢業後,他選擇就業。


呂翊齊的第一份工作是旅遊業,試圖偷渡生態旅遊的觀念,但發現就業環境太現實,因此離職,在家人說服下加入保險業。「保險業是要對客戶一輩子負責的行業,但大學起開始的不安一直都在」,在權衡下,呂翊齊一直以志工方式在環團服務。


他和黃瑋傑一樣,高中便玩吉他,但吉他當時對他只是辦活動的工具;直到接觸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於環評會議上看到蔡嘉陽保護保育鳥類與土地的行為後,他發現隨著這幾年的自我辯證,「音樂與想法竟自己相遇了」,於是很自然地拿起吉他,為環境唱歌。


在參與愈來愈多環保議題後,呂翊齊發現自己的疑問愈來愈多。他不再只安於為環境唱歌,而想親自了解這社會如何運作,現有的糟糕狀況能如何被改變;因此他毅然停止優渥的保險業務員工作,向家人解釋:自己要投入NGO,並投考研究所,補充自己的不足。


從環保事件相信人心


莊慕華則是大五時在洪雅書房台南分店當副店長時,看到許多不住二仁溪附近的人卻毫不計較地為這件事努力,重新燃起了對人的信心。


「我看到人不可思議的一面,他們掙扎著活下來,不停有溫暖的事發生、大家無私地分享,多到滿出來,讓我覺得,這世界或許有救吧!」她笑著說。


畢業後,莊慕華陸續在幾個地方如唐山書店、百視達等地方短暫工作。2007年暑假時參與浩然基金會舉辦的的另類全球化研討會時,認識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丘延亮,進一步開啟她對社運的視野。


當時她接觸的也是樂生保留運動,「不過最高潮點已經過了」。樂生保留運動在去年415大遊行後,運動力量開始削弱,莊慕華參與太慢,只好旁觀居多。莊慕華坦承自己很焦慮──好不容易有熱情,卻沒有位置。


但一次在立法院中興大樓前,樂生舉辦一場演唱會,她看著丘延亮、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及其他長期支持樂生的青年們時,忽然有了創作的衝動──她自小學鋼琴、高中學聲樂,加上中文系的文字功力與比別人更細膩的感受力,正是創作不可或缺的。


於是她寫下《Silly Boy》向這些人致敬:「I once laugh at him, cause he`s always saying love & peace. Somehow he got the smile it looks like me, I finally know what it means.」莊慕華說,當時她才明白:「如果我不了解我自己,我就只會成為別人。」這也是她寫下《野莓之聲》所要述說的:「若革命者(學生)只是被永恆地帶領(學者),那就不是革命。」


拋開現實追求理想

看在旁觀者眼裡,「過於天真」應該是對這3位年青人最直接的想法,尤其在失業率這麼高的情況下。但理想跟現實並非無法兼顧。若黃瑋傑沒有改變,在流浪教師潮中,他或許正是失業者之一;但現在的他,因為勇於改變、參加客語歌曲創作比賽而得名,之後陸續獲得演出的機會,如北縣府目前舉辦的《碧潭音樂節》;而研究所學到的技術,也讓他有專業能力接案。


目前呂翊齊則靠先前工作的積蓄維生。問他擔不擔心?呂翊齊灑脫地說:「正因保險業薪水不錯,才更發現,若只專注在金錢上,只不過在把理想跟目標化為數字,而離年少的自己更遠而已。」他說,什麼工作都能做,要追求的並非「富裕」的生活,只要能維持自己的開支即可。


這3位年輕人中,莊慕華的經濟負擔最小,她坦承除了接翻譯工作外,部分由母親接應。莊慕華說,母親雖並不反對她關心社運、在NGO工作,但更希望她發揮在音樂與文字的長才,當作家或音樂家,「於是我決定把兩件事放在一起,我寫作,但將以旅行的社會觀察為內容」。


3位年輕人覺得,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學校教育對學生的訓練,多半來自社會的投射,她們的蛻變,也是從這樣的角力中逐漸掙脫,並透過選擇,培植出自己的力量,及說服家人的可能性。因此,理想與現實平衡的路縱然漫長,「但吾將上下而求索」。她們期待,也鼓勵每個人繼續疑問,夢想才有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