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今天下午過世了。

學姐（報社副總編）從msn丟來訊息時正在趕稿。不可置信地問：「怎麼會？不是聽說好很多了嗎？」學姐說，原本是的，但今天下午接到醫院通知，病危。敗血症感染，就這樣走了。


當下沒有哭。但頭嗡嗡嗡地痛了起來，和學姐兩人說著「還無法接受」。難以接受。她不是一個那樣永遠有著氣力的人嗎？


截了稿，和荒野的朋友去吃晚餐，前輩香蘭姐來電問我社長在哪家醫院？有點恍神，有一種「奇怪，這是真的嗎？」的感覺；吃完飯走路回家，痞子傳短訊問：「你們社長走了？」到家點上報社發稿平台，看見社論和三版有悼念社長的稿，還有facebook上窮理的「恩仇」感慨，終於忍不住哭出來。


真的離開了。


管老師在plurk說：「唸博士班時，修Lucie的課，只有我一個學生，我從來沒有那麼害怕上課，因為她總讓我啞口無言、一再反思，殘酷地面對自己的傲慢與不足。」不只是這樣對待學生，在社長身體康健時，她也是這樣引導著報社的新進記者。


雖然不喜歡開會，但進報社的第一年每日都必須回去、偶有社長參與的編輯會議，卻是培養我對新聞敏銳度的重要關鍵期。記得那時的同事們總說：「如果社長有來開會，就得開很晚…」


不了解同事的意思，直到真正和社長一起開會。她聆聽每個人的報稿，不下指令，而是問為什麼？為什麼─在這則新聞中，究竟「誰支持、誰反對、誰獲利、誰受損」？


透過漫長的討論，引領出記者不同於過去生命經驗或教育背景的視角。嚴格來說，那是我接觸「左」的開始。而每次月會的總檢討，面對記者處理新聞失當，社長會委婉地提醒記者的缺失，卻從不責備。那樣嚴肅真誠的提醒態度，反而讓記者無法逃避。


一位已經離職的同事，曾有一次轉戰國語日報，但沒多久後又回來；之後再度選擇離職前，她曾掙扎地說：「不知道該不該離職，因為之前離開報社，但報社又接納我回來。」


對於一直沒有資源、完全不營利並年年虧損的立報來說，確實無法讓報社同仁，尤其是記者，能有較好的生活條件；尤其對外地卻在北部工作的同事來說，薪水扣除交通、手機費、租屋、水電、網路等基本開銷，應該存不太到錢。社長曾看著頻繁來去的記者們自我安慰：「就當是培養人才。」


這話曾被外界奚落，但當前兩年開始，報社經費愈來愈少、只能靠每年編預算時，社長以請記者麻煩受訪者們給立報一些肯定的方式以多爭取─那時我覺得真不容易。畢竟，立報維持的是一個這麼小卻又這麼大的空間。


而後不久，透過How的引薦，受李亞邀約寫了一篇《小左》登在副刊，社長看見後，在月會時公開對我說謝謝。其實很不好意思，因為對我來說，是那樣清楚地如果沒有立報，也許就不會踏進記者這個領域─至今我的衝撞，沒有受到一絲一毫壓力，在現今的媒體界，是多不可思議又珍貴的寶貝。


而這些是社長在她能力所及給予的。
R.I.P。願您無罣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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