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我在中國。一年過去了，旅程的記憶濃縮成為幾個單詞：山、河、毀敗、怪手、災難、農村、發展。


拆，與城。


儘管沿途公路的雪景壯闊、民宅樸實。但相隔一座海峽、分越幾座城市，火車、飛機，一路路地搬換我的軀體，眼睛所見，卻無法置換。



在麗江古城外不到一公尺的距離，處處是大大的「拆」。華廈平地起。號稱天域、邁向陽光。在香格里拉的旅社裡，小小的電視機簡介著黑龍江現今的農村發展情況：公司化經營的農業，農民住在集中式的住宅。往藏區的路上，必須不斷穿山而過，地下水哐啷滴答地灑落在我們行經隧道的車頂；隧道外，是一條條被截斷破碎的大河。人被搬運到城市裡。電視機裡播映的是聯誼節目。來自中國全省各地的農民，無論青壯，言說著他們出身農家的樸實、忠厚、孝順，祈求女性的青睞。但女性們比較著這些人的職業、薪資，認真地拒絕誠懇的告白：「不是來了城裡，就是城市人。」


那些景象，一直讓我想起台灣。


十五日那天，我在沙溪。大理的一座小小古鎮，被稱為「文明遺忘的地方」。但在這個小鎮，我卻異常放鬆。十六日一早，去趕集。農民們挑來自植的蔬果，交換肉品、補鞋買衣。


相較於幾天前的麗江，沙溪保有了「生活的面貌」。


麗江的夜晚，被我們戲稱為「百鬼夜行」。街道上開滿酒吧、放著刺耳的音樂，多元的族群穿著特殊的傳統服飾，扭腰擺臀。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置身在泰國的海島。整座古城，幾乎被外來客佔據，你得在城外，才看見原本住在這城的人。她們在城外圍成一圈，以口就歌，跳起傳統的舞。城市容不下一些人，城市要的是分工、一致、購買而非交換。


城市容不下生活。
生活是看見人。看見依賴。
城市的發展必須把這些隱藏，或說掩埋。


當晚，連上網路，翻牆收信，台灣的朋友們睡在凱道，反對徵收、反對拆遷。為了「保有生活的面貌」。或為了，保有得知生活面貌的可能性。




（照片來源：鐘阿雄）


從樂生、到國光、中科及至灣寶、大埔…，這些農村，或社群，所面對的，挑戰的，是保有被遺忘的權力、保有腳底踩踏的這塊土地與「我」的連結與想像。


「我」即是自己。所謂生活，是透過各種綿密的細節織交而成的整體，不只是房子。不只是居所。不只是一塊可耕種的地。不只是記憶與風景。不只是一片海或瀕絕的物種。不只是「一種」價值。它不固定，反而充滿變動，恰恰與必須穩固的城市相反。


農村之所以在這些年能召喚這麼多人，正是因為在農村得以拼湊起生活感：清晨起身的溫度、家畜的啼叫，一盤菜餚如何生產與產生。書本裡教導的剩餘價值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非物質的，非消耗性的，可累積的。透過這些得以看見「我」的可能與得以存在的理由。土地之於孕育，在農村異常清晰：不僅孕育食物。還有人。還有夢。


更簡略地說，
是因為在城裡不可能做夢。而台灣幾乎，處處是城市。
所以，中科、灣寶與大埔，吸引了還想要有夢的人前往。


去年大埔事件，是土地徵收衝突開始被正視的起點。儘管在這之前，土地徵收的問題早已在台灣各地上演。未能引爆，和農村的資源被不斷外移到只剩下土地不無關係。從最早的作物、到工業發展的人（勞力）與水，鄉村居民滿懷美夢到城市卻難堪收成，一如中國的農民在節目上被婉拒。


為了圓夢必須循於城市的規則。土地是當然且最後的賭本。


差別在於大埔的居民得知城市發展的詭計，拒絕了原先的條件交換。而正巧有個喜歡置入性行銷買排行的縣長，動用怪手挖田。可惜的是，這宗震驚國際的新聞事件非但沒有讓悲天憫人的政府好好思考，反而他媽的繼續忽視集結力量的理由。


中央政府選擇開啓「以地易地」的機制。運動團體不是不清楚，但在社會氛圍下，這是為多數人保有最多可能性的一步。為了後續的進攻，運動團體提出土地徵收條例修法。


可是一年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中央政府顯然刻意漠視城市擴張的不合理性，拒絕尊重他人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繼續將土地徵收條例的錯誤前提保留。這也是為什麼運動團體會見吳敦義時，會有「你們真沒江湖道義！」這種家父長式的訓誡的原因。


我確信，吳敦義不曾正視一位農民的眼睛。就算吳敦義再說一百萬次「媽的」或是更親切的「幹你娘」或是「幹拎老師」（隨他想要多親民），都不會改變這項事實。因為這些語言壓根和草根無關，它所指事的是憎恨。


今天各大報登出半版廣告，明白寫著灣寶案能夠全身而退是「吳敦義會見農民後的決策」。但我毋寧相信，是大埔、糧食危機、國光石化等事件與集結力量，讓政府開始意識到，「有人看見夢，而追夢築夢的力量很大」。


這一連串土地徵收案例裡唯一歡喜收場的灣寶，並非因為灣寶位於「特定農業區」，而是因為，這個社區證實了農村可以比城市更美好。這股力量，正是抗爭力量的搖籃。


我確信，吳敦義不曾真心聆聽一位農民的聲音。如果吳敦義曾經抱持著一點真誠的心態，他不會讓相思寮的宗仔阿伯孤立無援。


六月二十三日，在營建署門前，相思寮的居民又北上了。八十歲的宗仔阿伯穿戴整齊地在門外等候，我走向他跟他打招呼，赫然發現，相思寮竟然只剩下他這一戶散戶。原先堅持不搬的鬍鬚伯還是決定走了。宗仔阿伯的鄰人則是連抗爭條件都沒有的弱勢中的弱勢。「只剩我了。」宗仔阿伯弱弱地對我說，而我只能拍他的肩告訴他：「放心，我們會陪你一起走。」


這句話說起來連自己都感到軟弱無力。對一位八十歲、子女不常在身旁、老伴行動不便的長者說這句話，只是自我安慰。除非，能為他掙到更多，或不再讓他的苦痛重演。



這是為什麼，七月十六號、十七號，我們必須在凱道相見。


從樂生到國光到中科，不論拆遷或是污染排放，政府在無法強勢壓制之後，就動用分化。以地易地就是這樣的框架，一種「我已經對你很好了」的心態，再透過登廣告讓多數不曾全面認識這些事件的社會大眾，以為「政府真的有改過，抗爭者不應該再吵了」—


這個政府，根本沒有反省的能力。
我們不要再縱容了。


如果，你也曾因為「媽的」而爆笑。或因為「媽的」而氣憤。請你走出來。在凱道聆聽有夢的人的心聲，在入夜時的討論理解上街的原由。然後，你也能做夢。夢一個更好的政府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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