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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過那天會快速來到,但沒預料是在準備訪談鄭捷的前一晚、是在預備吞嚥晚餐維持生命的那一秒,接獲法務部史無前例宣告鄭捷即將伏法的消息。

晚間八點左右,即時新聞報導殺戮前的宣告。四十七分槍響,五十八分,鄭捷確定斷氣。短短十一分鐘,政府透過急切進行的死刑,遂行政治人物的操弄意識。政治算計之下,有共同體形塑,無論立場,皆有歸屬。從生到死,從不能活到讓別人也不許活的境地,複雜難解。這龐大的糾結正是廢死與反廢死的對立原因,但從媒體到政治,竟沒有一絲空間容許探究與對話——我們以為天堂等同無菌,實際上正走入狂躁的應許之地。

現實比楚門更楚門。想逃離嗎?得歷經森林大火、核能外洩、暴雨海嘯,否定「你曾真心相信的世界」。但想逃離嗎?周遭無有回聲。無有回聲和殺人致死的殘暴背後有共同成因。義大利思想家法蘭克·貝拉迪在《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直指,這是後資本金融社會,加上網際科技所造就的符號化與再異化。

在書中,貝拉迪從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手、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九一一攻擊事件,乃至於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等「現象」著手,將1999年的科倫拜恩校園事件,定義為「暴力與絕望的『新時代預示』」,這起事件是各種屠殺與自殺潮的湧現關鍵。

貝拉迪針對每個案例進行研究,將個人生活史對照社會脈絡進行觀看與分析,從而得出結論:肇事根源是孤寂。孤寂是晚期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腐蝕成的病症。貝拉迪分析許多大屠殺的供述和宣言,認為晚期現代的經濟結構已深入控制人類各方面的生活。常人眼中的「人魔」,是因缺乏能力應對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壓迫。掠奪性資本主義附身在這些人身上,使其完全孤立、麻木與創傷,進而犯下人神共憤的罪行。

諷刺的是,這些類似表演行徑的暴力,是他們唯一可以搶奪目光、強迫他人注視苦痛的唯一方式。因為「對於狂妄自大的入侵式金融來說,資本主義無法消滅的其他不朽的自然障礙,就是死亡。」這樣的說法在台灣顯然格格不入,這從台灣媒體鮮少分析犯罪人的面目可窺一二,即便有相關文章現身,歸咎於個人選擇的論述依舊存在。個人與結構的歸因是否可能一刀兩斷?當人的成長無一刻不受社會結構影響。貝拉迪給出否定的答案:

「彼此相連的機器佔領了語言領域,並轉變成基本的生產活動。這件事的陷阱是:人們被鼓勵把自己的語言能力,視為經濟競爭因素,因此必須加以經營與投資。創造力、表達力、喜愛、情緒,換句話說,就是人類的靈魂,也因此被視為生產因素,到最後,也會根據生產力的標準被評估。剝削、競爭、不穩定與資遣,不是被看成社會關係衝突的結果,而是被內化成當事人的缺陷,是個人的不足。而不斷調整工作的組成方式,則被視為一種羞辱與殘酷。」

這段話不僅呈現了犯罪人深陷結構難以掙脫的景況,它同時啟迪了人們為何難以進行複雜的思考與討論。若我們停滯不前,或深陷原有價值的認同框架,將會招致更無情的反撲。

貝拉迪指出,金融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無情地去疆域化過程」,因此,無法應付日常生活的不穩定以及勞動市場暴力的人的心中,會有廣泛蔓延的無限恐懼。而因為歸屬感可以提供某種庇護的外觀與保護形式,人們會試圖在恐懼下,試著抓住某種認同形式以再疆域化,「但歸屬感是一種虛妄的心靈投射,是一種騙人的感覺,也是一種陷阱。」貝拉迪說:因為一個人的歸屬感最終只能以攻擊別人的行動來證明,因此在金融資本主義範疇的去疆域化,以及認同範疇的再疆域化,必將導致永久的戰爭。

貝拉迪的分析,可與《城市暴力的終結》對照閱讀。這本單薄卻論述清晰的小書,闡述了三國預防犯罪政策和城市安全政策20年間的變遷。書中呈現居民對政策力度的支持如何影響治理模式,同時清晰演示地方民主的運行過程,以及媒體在暴力事件中的錯誤與過度呈現,如何使對立雙方的對話永不可能。

如今,城市已變成全球性問題的傾倒場。暴力的現身像是腐爛垃圾堆裡孵化的蛆。若我們的焦點永遠鎖定在以暴制暴,未來招致的結論將是:我們永遠不能再生活在一起,我們將不必討論生活在城市這個共同空間裡的規矩。而國家可透過常民對恐懼的急求安定,隨意破壞法治。當國家隨意毀壞制度成為常態,將「證實種族隔離、居民自衛和處罰不被人理解的行為的要求是對的。」

在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議中,並不單是社會治安如何維繫的問題,它同時牽涉民主制度如何維持,乃至於暴力問題能否休止的探問。這正是我們目前面對的窘境——過於單純的烏托邦冀盼,反可能引領我們誤陷敵托邦。面對惡行如此困難,但當我們自詡為人,我們能否拒絕?我曾猶豫,但在讀畢齊格蒙.鮑曼的《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最終願意直視,因為:


「接受愛鄰舍的誡律,是人性誕生的時刻。所有其他人類共居的常規,還有他們事先設計好或事後發現的規則,都只是這條誡律(永遠不完整)的注腳。如果這誡律被枉顧或丟棄,就沒人會去編寫注腳的清單,或去思索它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