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辨識那些段落、文本與指涉。不論人的原型，結構的剖析。是距離太近的緣故，既是本身的涉入，或也包括導演與編劇的關注。相較柳春春五月製作的《貓狗》，《解UNDO》離文學性較遠，新聞或社會科學較近。架構工整、清晰，為了剖析時代病灶。當然，也想包含我們其實應該共有的憂傷。
　
「其實應該共有」，但沒有。初始就說了，誰好像識得誰，但匆促行走擦肩而過，「認識」在現今實為奢侈的詞彙。「我們」不存在。自我解離，他者隨之消逝。便利商店作為濃縮的象徵，全家就是你家，小七24小時為你點燈。由此輻射而出理論：泰勒式資本主義使人對勞動疏離，內在壓抑、扭曲，人不再完整；再從個人到家庭，家庭至社會，投射出每個人都是他人復刻的影像。是弔詭的幸運，復刻製造完整的可能性——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歧異裡有歧義，paradise or paradox？社會學永恆的古典命題，為了叩問人之可能。

喜歡舞台與道具設計試圖穿梭虛實。紙板是人，演員是道具。但道具受苦、道具哽咽，道具近在眼前吶喊掙扎，試著跟陌生人（觀眾）溝通但可能失效而引起訕笑；一二三四五六七，生活循環的基礎，而他們打一開始就複聲同調。虛實也含括網路的元素。人對媒介的混淆，既是角色原型的經歷，也是現下所有人的真實——眾聲喧嘩呼應自我與他者存有的命題，其間的拉扯是「解」的子宮。稍有不慎，擺置人的沙盒裡，連道具都會死亡。

始終相信，人是憑藉著陌生人的善意而存活。近日讀亞歷塞維奇，《我還是想你，媽媽》裡一故事名為〈現在你們就是我的孩子〉，地表上最殘酷的分離莫過於戰爭，但戰爭亦有資產，當時六歲的尼娜．舒恩托這樣體會：「戰爭給我留下了什麼？我只知道沒有人是陌生人。」若死是常態、殘酷是空氣，而苦痛成為所有人的基因，那時候，沒有人是陌生人。

所有被魔化者的平反之所以崎嶇，牽涉了人的想像在社會情境下之限縮與窄化。警察是合情理的體制象徵，但同樣的，字詞有歧義，儘管劇本在解構體制影響之虞，也盡可能顯現個人之懦弱，但話語太多，述說過於篤定，使這努力無可避免染上為對抗主流論述的腔調。而揉合眾多角色特徵的主角，對我這樣的觀眾來說，面貌反而更加模糊。

散場時踩在雨窪，走入忠孝公園，想起一直未能書寫的《貓狗》。鄭智元所試圖捕捉的是蒲公英吹散後那樣無重量的事物，是不被當真，構不成理論的碎屑，是動物的慾望，痛苦的原型——一直到今晚，才恍然大悟，人如貓狗，詞彙卻是強硬的分類，於物理上、時間上，都粗暴撕裂，人因此失語。當時主角失語狂顛的狀態迄今印記——看《貓狗》時我方探完曾文欽，從探視、訪問及迄書寫完成，都不落眼淚。不因未曾解答任何一件事，而是曾文欽的失語近似轟炸後在泥地上製造的坑洞，我不知何時跌落，並蜷縮其中，思索，這是哪裡，這是什麼，擺盪，無法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