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北井一夫


遠方的山坡。房舍前的菜園。湮沒的歷史。隔離的記憶。樑柱與大樹上的亡靈。為保護這些被漠視的所有，居所上各式零件被移來堆疊，因為意志，高聳入天。木塔台。破爛空床。陽春堡壘。鐵鍊。火把。但痲瘋病患被驅離住所，哭聲滿溢。怪手。鎮暴警察。電鋸。鐵剪。木棍。鎮壓、鎮壓，鎮壓手無寸鐵的人。天光，只剩殘破。

從樂生回望三里塚

不忍卒睹的畫面，在二〇一四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重現。開幕片是已逝導演大津幸四郎與導演代島治彥的共同作品《活在三里塚》。坐在暗黑影廳，淚流滿面——想起樂生療養院抵抗捷運開發的那些守衛，原來是移植三里塚的鬥爭方法。遙遠兩地，一農民，一痲瘋病人，但其抗爭核心並無二致。而時至今日，殘破的兩處家園，皆仍有人佇立。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二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一九九二年，曾參與一九九一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二〇一七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

「粉碎空港」的意志基礎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緊抓的問題意識，是「成田抗爭的軌跡」。宇澤弘文透過疑問與參與，一層一層剖析，揭露成田抗爭因何成為戰後日本的最大悲劇——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是讓當地人感到自豪與希望的存在。」序章開篇，有這樣簡短的，對成田機場興建地的描述。這段話看似平凡，卻顯露開發評估忽略了區位不宜的最基礎原則。開發帶來的影響從不只是「創造」，在創造之前，須先進行大規模的剝奪，農地的填覆坑殺了生物多樣性與人的倚靠，這是所謂社會經濟的影響，一直以來，卻總被忽略。

忽略的背景，與戰後經濟發展的扭曲與國際政經角力扣連。如同台灣，日本雖在戰後迎接了「經濟起飛」的年代，這金錢榮景，卻是建立在一種極不安定的形態上而擴大。宇澤弘文指出，儘管邁入了近代化社會，當時日本的決策過程，國家權力的行使方式依舊是非民主主義式的，有時甚至是以專制主義的型態在進行。這使得政府在處理「社會共通資本」，也就是管理與營運全體國民「重要的」公有財產時，未能遵照憲法規定的內容，在國民的「委託」與「信任」基礎上進行。

單一價值引領鯨吞蠶食

所有開發，都欠缺不了土地這項元素。土地是有限資源，且具不可恢復的特性。理想的發展應建立在對土地的面積、特性有深刻理解之上，才能避免適宜性的欠缺、周邊資源短失，從而讓開發得以有最大效益，並有合理分配的可能。但往往，政經強權會獨厚某些資本，挪用「公有財」予其累積，並箝制制度的變革。宇澤弘文將其稱為「一九五五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勾結」在一起，並形成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特別是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觸媒般的存在，不斷強化著上述的「勾結」關係。「一九五五體制」從戰後的重工業開始蔓延，擴張至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利用各種形式介入決策與金錢支援，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來追求利潤。

「一九五五體制」的描繪，對熟悉台灣土地與環境運動抗爭者應不陌生。台灣戰後以來，國、民兩黨對自然資本的錯誤濫用與偏厚，使得土地成為最後的搜刮對象。二〇〇八年，台灣一連爆發了多起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但二〇〇八年並不是土地徵收爭議第一次發生。往回追溯，從日殖時期的軍事所需、戰後「國有」的台糖經營，乃至一九六〇年，以振興工業為名，政府開發了六堵工業區，開啟了制度化掠奪私人土地之濫觴。當時農地徵收價格是每坪三十元，六堵工業區一共徵收超過五十四公頃的農地，花費五年才徵收完成。部分無意賣地的小農戶，在土地徵收過程中被迫失去生產工具與工作。但這樣侵害相對弱勢者權益的「發展」概念，卻從未修正，反而在一九八〇年代變本加厲，配合國際熱錢湧入的炒作背景，地方派系與中央聯手制訂更細緻化土地徵收的工具，以短暫的房地產熱蒙蔽人民之眼關注發展要素「土地」的快速流失，並使我們忽略土地的多元價值，進而恣意掃蕩居住其上的人。

尚待成熟的政治體制

樂生的抗爭始於二〇〇五年。它的衝突基因，即是土地炒作。土地炒作在島上透過各式開發名目變形，除了捷運，還有工業園區、都市計畫、鐵路立體化等交通建設。二〇〇八年，是惡果正式腐朽的一年：怪手駛入大埔農地鏟田、農婦朱馮敏飲藥自盡，那之後，還有張森文跳水身亡明志。他們無土可守，精確地說，是台灣人民幾近無土可守，抗爭於是輪迴，無窮無盡。宇澤弘文說，透過「成田」事件，戰後日本政治的不成熟本質可謂原形畢露，同樣的，二〇〇八年以來迄今未休的各地徵收抗爭，也在戳刺著台灣愈加腐敗的政治本質。

在書中，宇澤弘文有一段深刻自省，描繪自己在聆聽運輸大臣回覆同盟成言的發言後意識到，政府經常為了平息反對運動，視場合再決定說話內容，但其實內心還是把使用強制公權力當作是最後手段。這樣的場景，也與台灣在土徵條例修法的過程中，彰顯無遺。

二〇一一年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在國民黨甲動、民進黨以選舉為名出席慘淡的背景下，通過了荒唐的修正版本；後續爆發前苗栗縣長劉政鴻行使「天賜良機」蠻橫拆屋，這可憎的暴力誘發極大的素樸情感動員，化為二〇一六年的選戰動能，但在張森文靈堂前承諾再次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的總統蔡英文並未兌現承諾，目前內政部雖有修法草案，卻比國民黨的版本更惡。

過往民間團體主張廢除區段徵收，新法版本並未同意。草案內雖新增「必須取得九成協議價購同意」才可申請區段徵收，但卻把過往補償方案中的配地挪移進來，這將使得不同意者只剩領徵收補償一途，根本換湯不換藥。此外，依法規定，徵收核准後才可配地，如今新法版本等於未核准徵收即配地，是違法的預標售行為。不僅如此，公益性跟必要性評估也被拆開個別評估。而這篇書序寫就當日，高雄市長陳菊倣效劉政鴻的天賜良機，抬離了絕食孱弱的居民，接著快速剷除高雄果菜市場，那些抵抗者住居一世的家。

死亡的意義

若凝視抗爭，必對「死亡」感到質疑與駭怕。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總使人化為殺戮機器，三里塚抗爭中，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我想起抵抗後龍科技園區的灣寶農民洪箱。抗爭期間，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會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麼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龐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那一刻，才理解導演為何在片頭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生者與死者從不二分對立，他們的命運彼此繫縛，詛咒也好，繼承也罷，唯尊嚴獲得恢復，才不愧為人。這是理解跨越漫長時間抗爭的意義：人們得以窺見一個超越勝負、一個和「破壞者們」所居住的國度截然不同的世界，從而反省自身欠缺，進行改變。


註：本文為二月即將由游擊文化出版的《粉碎空港》序文